与王安忆对谈:观察大时代缝隙里的小人物

2024年11月6号下午5点,在威尼斯大学多芬宫(Ca’ Dolfin)的Silvio Trentin大厅,威尼斯大学“文明交叉点”(Incroci di civiltà)文学节的衍生活动“作家对谈”(Writers in conversation)有幸邀请到了著名的中国作家王安忆女士,同热爱中国文学的师生展开对话。本次座谈会以中文进行,由亚非学院的尼科莱塔·佩萨罗(Nicoletta Pesaro)教授和费德丽卡·帕西(Federica Passi)教授主持,徐菲教授进行中意、意中交替传译。

“作家对谈”活动是由威尼斯大学组织的一系列文学对话活动,全年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译者、记者和艺术家等,活动向全体师生及市民免费开放,深度探讨当代的社会文化议题。此前,“作家对谈”活动已成功邀请苏童、叶兆言和夏笳三位中国作家,多方面地向威尼斯读者介绍了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

作家简介

王安忆,1954年3月6日出生于江苏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现居上海,中国当代作家、文学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她被视为中国文坛“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创作类型的代表性作家,2000年凭借《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其许多作品被译成英、德、荷、法、捷、日、韩、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

11月6号的活动从作品《长恨歌》两个片段的阅读环节展开,分别由作家王安忆和尼科莱塔·佩萨罗教授及费德丽卡·帕西教授朗读了片段的中文原文和意大利语译文。此作品1995年出版,讲述了“典型弄堂的女儿”王琦瑶的几十年生活和感情经历,以女性细腻敏感的视角审视上海自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所经历的历史文化变迁。

王安忆解释,上海的弄堂是这部作品中的核心概念,这种标志性的生活场景极大地塑造了上海人的面貌。与当代更为常见的公寓不同,弄堂内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区隔并不明显,熟人和陌生人的区分也不甚清晰,这种模糊的内外界限自然而然地引致其中居民随机且随意的邂逅,爱情因而发生。这也是《长恨歌》里的故事发生的前提及背景。

图|卢逸

相较之下,王安忆更倾向于以“冷静”形容当代年轻人。她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弄堂渐渐淡出了上海人的生活。居住空间的改变导致两性关系之间多了一层隔膜:男女相识不再由随机邂逅开启,而是需要借助相亲的媒介,甚至是通过网络。可以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主动,生活中的浪漫也受到了消解。那些过去能够在观众之间引起极大共鸣的经典话剧作品,如《日出》和《雷雨》等,近年却收到越来越多不以为然的评价。观众不再能够共情这些作品内的故事,反而出现了许多嘲弄的声音,令人无所适从。

座谈会期间,王安忆还分享了自己如何平衡宏大历史背景和普通人具象生活的细微描写。她坦言,很多时候这种平衡需要靠运气去找寻,有时也会从新闻或八卦中获取灵感。《长恨歌》的写作灵感就来源于一桩真实发生的案件,案件中一位居住在弄堂内的神秘中年女性与一位年轻的户籍警之间发生了纠葛,最终演变为一起骇人的杀人案。新闻报道提供了故事发生的场景,但细节描述依然很简略,若要将其写成小说作品就需要设计很多的条件和假设,甚至是忘记时代背景和大的事件。王安忆从朋友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己的青少年生活中观察到,实际上小人物生活的狭小一隅往往处在大时代的缝隙之内,普通人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很多时候与历史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作家将具象人物的个性放置进外在社会的普世共性当中,一部小说的价值就是来源于这两者的碰撞。

图|卢逸

回顾写作生涯,王安忆感慨自己并没有劳动或音乐天赋,写作初期父母也不认可女儿以此谋生,他们认为这算不上一技之长。不过,她还是很顺利地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且一直保持较高的创作量。最初的时候,王安忆的创作是间断式的,她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从早上到下午持续地写作,然后再花几个月的时间完全放松休息。渐渐地,随着需要考虑的事情越来越多,包括材料来源、表达内容和价值等,劳动节奏也相应地改变了。这种转变正是在《长恨歌》的创作前后发生的。她认为,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快乐的来源,但只有持续而控制地写作,保持“机械”的生活节奏,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华和创作欲望、延长职业寿命。

谈到自己最喜爱的意大利作家,王安忆提及了小说《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埃琳娜·费兰特,她尤其喜爱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中所探讨的母题。

最后,王安忆还回答了现场观众的一些提问,分享了对于技术发展的看法和对青年作家的一些建议:即使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创作困难,作家也应该努力在万变当中寻找不变的本质价值,辨识并聚焦于永恒的议题。

对于站在时代的交叉点和文明的交叉点的我们,王安忆的忠告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胡雪茹 | 文章撰写| 文章审校 | 图文编辑
来源:意大利威尼斯大学